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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红雷:新儒商国学经典之《论语》导读
2023-06-03 12:02:00

黎红雷教授在授课

2023年6月1日上午,在嘉兴市工商联主办,全国新儒商团体联席会议秘书处指导,嘉兴市贵州商会全力支持,嘉兴市新儒商企业创新与发展研究院承办的“企业家经典读书会”上,全国新儒商团体联席会议秘书长、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开讲“新儒商国学经典之《论语》导读”。

在介绍了《论语》书名的来历、篇名、各篇内容概要、历史影响等常识之后,黎红雷教授依据自己多年研读《论语》并编撰《论语集译》的感悟,指出《论语》的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“一体两翼”,“一体”指“君子学”,两翼指“礼学”与“仁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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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前弟子行礼

黎红雷教授指出:《论语》君子学的宗旨在于培养合格的治理者。“君子”一词在《论语》中共出现107次,并且在所有二十篇中都有出现,在开篇第一章和最后一篇最后一章中都提到了“君子”,是《论语》中唯一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,可见其地位之重要。实际上,孔子当年办学,所创办的学校就是培养“君子”的学校,孔子就是“君子之师”,孔子之学就是“君子之学”。

所谓“君子”,在当时是一种尊称,意为居于社会上层的贵族阶层成员,突出的是其“位”, 是对当时的“在位者”即统治阶层成员的通称。孔子的贡献,在于对“君子”内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,使之成为既有地位又有品位的专业治理者。实际上,“君子”正是孔子办学的培养目标。

“君子”本指贵族阶层,也是当时社会的统治阶层、治理阶层。但在当时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背景下,“君子”阶层的许多人尸位素餐,他们的道德修养与其地位严重脱节,引发了孔子的极大忧虑:“德之不修,学之不讲,闻义不能徙,不善不能改,是吾忧也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于是,孔子收徒办学,一方面教育已经有“君子”身份的贵族子弟,通过学习修养而成为“真君子”;一方面吸收平民子弟加以培养,最终跻身“君子”阶层。就此而言,孔子的身份就是“君子之师”——(国家)治理者的老师,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本质上就是“君子之学”——关于(国家)治理的学问,《论语》这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本质上就是“君子之书”——教育和培养(国家)治理者的教科书。

黎红雷教授指出,《论语》礼学的宗旨在于重构合理的社会秩序。在《论语》中,“礼”有74处,是关于社会秩序的概念。一个理想人格的“君子”,一定会自觉地遵守和维护所在社会的公认秩序;但是,如果所在时代发生了巨变,旧的社会秩序破坏了,新的社会秩序又有待建立,“君子”该怎么办呢?孔子就生活在这种时代,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,就是重构合理的社会秩序。一方面,要坚持“礼”的基本精神,即维护社会秩序,使社会得以正常运转;另一方面,又要对“礼”的具体内容有所损益,与时俱进,使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。

根据《论语》的记载,孔子对于“礼”提出了著名的“损益观”,“损”就是减少,“益”就是增加。通过“损益”,孔子对古礼实现了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”。例如,古礼重视“鬼神祭祀”,但孔子却认为应该“敬鬼神而远之”(《雍也》),并明确地告诫向他问事鬼神的子路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?”(《先进》),所以弟子们才说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(《述而》)。又如,古礼规定“学在官府”,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;而孔子开创性地打破了这种格局,第一个创办了私学,实行“有教无类”(《卫灵公》),为教育的普及、文化的传播,做出了伟大的贡献。再如,古礼规定了宗法亲亲制度,统治阶层实行等级世袭制。而孔子创造性地扩展了“君子”的理念,为一般平民通过教育而跻身社会治理阶层打开了方便之门。如此等等。

黎红雷教授指出,《论语》仁学的宗旨在于建立合适的道德价值。在《论语》中,“仁”字出现109处,是孔子的原创性概念,是儒学最核心最基础的范畴。孔子的“仁学”,与其“礼学”一样,其发生的背景就是孔子所生活的 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。 “人而不仁,如礼何?人而不仁,如乐何?”(《八佾》)由此,孔子从外在社会秩序的重建转入内在道德秩序的思考,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“仁学”思想。

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直接回答弟子“问仁”的有七处,其中三处具有定义的性质。包括 “克己复礼为仁”(《颜渊》第一章); 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(《论语·颜渊》第二章);“仁者爱人”(《颜渊》第二十二章)等。但这些都是孔子对于弟子问题的回答,属于“被动性的定义”。我们知道,孔子教育弟子的方式是“因材施教”,即使是同一个问题,不同的弟子也会给出不同的答案。因此,这些“被动性的定义”未必能够全面系统准确地体现孔子本人的思想。那么,到底孔子有没有自己对于仁的“主动性的定义”呢?其实是有的。据《雍也》篇记载,子贡曰:“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,何如?可谓仁乎?”子曰:“何事于仁,必也圣乎!尧、舜其犹病诸!夫仁者,己欲立而立人;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,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

这里的“夫仁者,己欲立而立人;己欲达而达人”,可圈可点。黎红雷教授认为,它才真正是孔子关于“仁”的正式定义。理由:第一,本句从语态上看,是孔子主动提出来的(“夫仁者”),具有正面定义的性质。第二,按照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的说法,“仁”应有三个字形,三种含义。其中,“仁”的本字本义有一个发生、发展和演进的过程。例如,《郭店楚简》出土的孔孟之间的儒家经典中,凡是“仁”的地方,都书写为上“身”下“心”,说明早期儒学是十分强调“仁”的自我身心完善之义的。第三,孔子的“仁学”是建立在“礼学”的基础上的(“人而不仁,如礼何?”);而孔子十分强调“立于礼”,具有定位的意义。如果一个人不自立,如何去立人、达人、爱人呢?所以立己是“仁”的逻辑起点,是万万不可或缺的。第四,“爱人”当然是很重要的,但如果不考虑自身的条件和能力,而无条件地“爱人”,很可能就是子贡所说的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,而在孔子看来,那已经达到“圣”的境界了。孔子主张“能近取譬,可谓仁之方也已”,要求为仁从自己做起,从身边做起。第五,实际上,在回答“颜渊问仁”的定义一中,就提出“为仁由己”的主张,如果把“仁”的定义仅仅局限于“爱人”,是无法概括 “仁”概念的丰富内涵的。而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,既讲了“立己、达己”,又包含了“立人、达人”,全面地表达了孔子“仁”的丰富内涵。

这里有一个旁证。据《荀子·子道》记载,有一次,孔子问学生“什么是智者,什么是仁者?” 第一个回答的是子路,他说:“智者就是要让别人了解自己,仁者就是要让别人爱护自己。”孔子说:“你可以称做‘士’了。” 第二个回答的是子贡,他说:“智者就是能够了解别人,仁者就是能够爱护别人。”孔子说:“你可以称做‘士君子’了。” 第三个回答的是颜回,他说:“智者有自知之明,仁者懂得自爱。”孔子说:“你可以称做‘明君子’了。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在孔子看来,光爱己和光爱人都算不上真正的“仁者”,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,自爱而爱人,才称得上掌握了“仁”的真正含义的“明君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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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课现场

在授课的后半部分,黎红雷教授从三个方面,揭示了《论语》对于现代企业治理的启示。

第一,《论语》之“德”的启示:德以治企,教化为先。“德治”是《论语》治国之道的基本原则。孔子指出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(《为政》)当代新儒商企业把儒家的“德治”思想融入企业治理实践,展现出“以德治企,教化为先”的新时代中华商道。他们致力于塑造新时期的工商业文明,创立独特的经营和管理机制,把社会、他人、自身利益融为一体,创造了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底蕴的崭新治理模式,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世界级企业的管理制度融为一体,确立了中西合璧的普适性企业文化。在他们看来,中国文化的内涵就是一个“德”字。“德”是做人应有的规矩、做人最基本的属性,丢掉了这个根本,人在处理事情、处理人与社会、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,无论做官、经商,还是做学问,就会出现大麻烦。以“德”为根本,每个人都会严格要求自己。

《论语》指出:“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风必偃。”(《颜渊》)《礼记·学记》上说:“建国君民,教学为先。”在儒家看来,领导者的职责就是以身作则,教化民众。治理就是教化,治理者就是教化者,治理的过程就是教化的过程。领导者受到教化就能爱护民众,民众受到教化就能发动起来,努力实现组织的目标。为此,当代新儒商企业提出“三为一德”的理念。第一是“为人之君”,就是要有君子般的风度和君王般的责任。须知领导是一种责任,而绝不是一种简单的荣誉和待遇。企业领导者必须对企业负责,对员工负责,对社会负责,切实承担起“一家之长”的职责。第二是“为人之亲”,就是要像对待亲人那样对待自己的下属。领导者对待每一位下级,都要有“如保赤子”般的感情。企业领导者对自己的员工要有亲情般的关爱,遇事替他们想一想,为他们排忧解难。只有以亲情般的诚心对待你的下级,对待你周围的人,你的工作才会做好。第三是“为人之师”,就是为人师表,率先垂范。企业文化建设,干部的以身作则很重要。你要求大家做到的,自己先要做到;要求别人不做的,自己首先不要做。在这个基础上,如果大家能够从你身上学点东西,这个境界就更高了。所以,管理干部就要加强自身的修为与学习,以便对员工进行教化。“为人之君”、 “为人之亲”、 “为人之师”,这三句话构成了一个“德”字。“德”是一个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和风范。以德平天下人心,大家就会无怨无悔地跟着你走。

第二,《论语》之“仁”的启示:仁以爱人,厚德载物。“仁”是《论语》的核心概念。据《颜渊》篇记载:“樊迟问仁。子曰:‘爱人。’” 关于“仁爱”的对象,孟子提出:“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”,主张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,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。北宋儒者张载提出“民胞物予”,主张天下的民众都是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,天下的万物都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。明代儒者王阳明提出“万物一体”,把天地万物都当成自己身体和心灵的一部分。这些,都体现了儒家宽厚包容的博大胸怀,正如《周易》所说: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,这就为企业、社会、自然等不同层面“生命共同体”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。

当代新儒商企业把《论语》的“仁者爱人”思想融入企业治理实践,展现出“仁以爱人,厚德载物”的新时代中华商道。首先是“亲亲”与企业生命共同体的构建。当代新儒商企业把企业当作“家”,把员工当作“家人”,自己则当好一位尽职尽责的“大家长”,率领“家人”一起建设“幸福大家庭”。在他们看来,企业是家,董事长是大家长,董事长像父母一样关心公司高管,爱护每一位员工。管理层也会学习效仿,这就是上行下效,兄友弟恭。管理层关怀员工,员工之间也会相互关爱,像兄弟姐妹一样,彼此关心彼此爱护彼此协助。这样的“家”,其成员并没有血缘关系 ,却获得了血缘家庭所具有的亲密感,实际上是一种“拟家庭化组织”,为企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可行的途径。

其次是“仁民”与社会生命共同体的构建。儒家“仁民”思想的本意是像关爱自己的亲人一样关爱社会大众。《论语》提出“泛爱众”(《学而》)的理念。在儒家看来,孝悌可以说是仁爱行为的起点,但绝对不是其终点;仁爱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自己的家人,而且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大众。受此影响,当代新儒商企业积极投入社会慈善公益事业,无论是平时的扶老爱幼、扶弱解困、扶贫攻坚、慈善捐助,还是特殊时期的抗洪、抗震、抗灾、抗疫的斗争中,他们都是义不容辞、率先垂范,慷慨解囊,无私奉献。当代新儒商企业还认识到:“最究竟的慈善,莫过于拯救人们的心灵”。为此,他们建立国学公益教育机构,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社区、进机关、进企业、进校园,甚至还进“高墙”(监狱和戒毒所)。通过社会大众的共学,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,实现了文化自觉,增强了文化自信,从而更好地提升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效率。这就为社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。

最后是“爱物”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。儒家的“爱物”思想,一方面主张在天地万物中人类最为尊贵,另一方面看到了人类与万物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。受此影响,当代新儒商企业积极探索“天地人和”的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道。在他们看来,没有天地万物,则没有人类,没有人类,则没有企业员工,没有企业员工,何来股东?可以这样比喻:天地万物是企业的大父母,全体员工是创始股东的小父母。因此,他们提出“天地人和的股权改革”。其中属于“天”的股份收入所建立的公益基金,除了社会公益、员工福利之外,主要用来发展有机农业,让全体员工免费吃上放心的有机粮食和有机蔬菜,保障了员工的身体健康,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,既保护了自然环境,又促进了企业的发展,为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提交了企业的答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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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课现场

第三,《论语》之“义”的启示:义以生利,利他经营。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提出: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”(《里仁》),后世对孔子的义利观有误解,多半是因为这句话。其实这里的“君子/小人”不是从道德水准上说的,而是表明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各自职责。治理者的职责在于讲求治理国家的公义,而不是去追求个人的私利。当然,治理者所讲求的“义”也不是空洞无物的,它必须也必然产生相应的利益,只是这种利益是为民所谋,为民所生,为民所用。据《春秋左传·成公二年》记载,孔子提出:“礼以行义,义以生利,利以平民,政之大节也。”这里孔子所说的“义以生利”的治理活动,就是治理者用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,又用精神价值制约物质价值的过程。这一过程包括:价值认识上的“见利思义”、行为准则上的“取之有义”、实际效果上的“先义后利”、价值评判上的“义利合一”等。

当代新儒商企业把儒家的“义利”思想融入企业治理实践,展现出“义以生利,利他经营”的新时代中华商道。他们基于儒家的义利观,以“利他主义”为基础,形成了自己的经营哲学。在他们看来,考量企业成功的重要准则,不是我们有没有成功,而是我们的客户有没有因为我们而成功?如果我们过早地成功了,客户就不会成功。当然,如果能够做到一起是最好,我也成功了、客户也成功了,但是只有一条路的时候,你要放弃什么?那就是放弃自己的利益,让别人先成功。这是21世纪做企业的普遍原则。相信别人要比你重要,相信别人比你聪明,相信别人比你能干,相信只有别人成功你才能成功。

在孔子看来,如果天下无道,你通过发不义之财而获得富贵,这当然是可耻的;但是如果天下有道,你循道而行而获得富贵,这当然是光荣的。相反,如果天下有道,你不循道而行去创造财富,却自甘贫贱,这在孔子看来也是可耻的。我们知道,古代有“士农工商”,现代有“工农商学兵”,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,“商人”只是社会的分工,本身并无贬义。从创造财富的动机与手段来看,商人起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:生意人、企业家、儒商。生意人有“三会”:会计算、会经营、会赚钱;企业家在生意人“三会”的基础上增加了“三有”:有勇气、有抱负、有情怀;儒商则在生意人“三会”和企业家“三有”的基础上增加了“三讲”:讲仁爱、讲诚信、讲担当。儒商与一般商人的区别,不是不追求财富,而是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。儒商就是商界的“君子”,其职责就是运用儒家商道智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。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当代企业家提供了创造财富、报效国家的舞台。由此,当代新儒商企业一方面认识到经商必须赚钱:“为人不可贪,为商不可奸,若要做善事,还是先赚钱”;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并非所有赚钱的生意都做:“赚钱过三关,法律是底线,道德要约束,良心最值钱”;而且更进一步认识到要将自己赚来的钱回报社会:“独善非至善,兼济方圆满,善心有善报,天地大循环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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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后师生合影

在授课的最后,黎红雷教授总结性地指出:《论语》是儒家思想的根基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,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,同样可以治理企业。《论语》的“君子学”,指引企业家以德配位,做一名合格的治理者;《论语》的“仁学”,指引企业成人达己,构建命运共同体;《论语》的“礼学”,指引企业与时俱进,建立现代企业制度;《论语》的“德治”思想,帮助企业推行道德教化,建构企业文化;《论语》的“仁爱”思想,帮助企业仁民爱物,成为幸福大家庭;《论语》的“义利”思想,帮助企业导人向善,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……希望各位企业家学《论语》,用《论语》,做“商界的君子”,成为新时代的新儒商,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!

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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